作者简介：林岗,男,广东潮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文章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摘要：本文认为历史上存在两个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系统:一个是“禹迹图”系统,另一个是“一统图”系统,古地图有“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观念系统的分别。这种历史上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反映的正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共处东亚大陆而相互冲突和融合的状况。冲突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塑造了那种有中央属土和周缘边陲之分的疆域观念。经过清朝的统治和现代民族解放运动,本部与周边划分的历史痕迹正在消退,中国由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
流传至今而能够反映古人在国家规模上认识自己所生活的地理空间的早期地图,是北宋人制作的。当然,北宋人绘制的地图也承继了唐代甚至更早时代对地理空间的认知、经验和疆域观念。年代越早,流传下来的古地图就越罕有,本论选取由北宋迄清代有代表性的古地图为讨论对象,配合历代正史中地理志和方域志的记载,讨论中国疆域及其观念的变迁以及由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伸延而来的相关问题。笔者以为,历代古地图最能够显示古人对自己疆域的那种独特的观念,它们是理解古人关于国家疆域及其观念的最重要的资料。古地图有文字记录所缺乏的那种直观性,它凝聚着更直接的空间经验;从古地图入手探讨古人的疆域观念,可以避免文书记录固有的模糊性。
经过研读和索解历代古地图,笔者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古地图的制作显示有两个关于“中国疆域”的系统存在。它们相互关联,又互有区别;它们既是对“中国疆域”的认知和经验,可是两者又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并不是历时的王朝控制的地理区域有所变化的那种不一致,而是对“中国疆域”本身存在不同的观念。在地域上,它们描述的版图是不一样的。一个可以称为“禹迹图”系统;另一个可以称为“一统图”系统或“大一统图”系统。“禹迹图”系统所描述的疆域,基本上相当于“九州”、“赤县神州”等概念所指的版图,即长城以南,横断山以东广袤的东亚大陆。而“一统图”系统所描述的疆域,除了包括上述地区之外,还加上长城以北若干游牧民族活动地带以及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广义的西域地区。前者是秦汉以来中国疆域的核心区域,为论述方便,姑且称为“本部中国”,后者核心区域除外的广阔地带是中国疆域的周边区域,姑且称为“周边中国”。历经清朝的统治和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周边中国”逐渐融入“本部中国”,变成与“本部中国”一样具有相等主权意义的国家版图,中国也因此由一个具有“朝贡秩序”的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即现今的中国。当然,此是后话。本文的基本论点是提出这样一个历史上存在的关于“中国疆域”互有不同的观念系统,以及尝试分析这两个疆域观念蕴藏的历史内容及其丰富的文化意味,为学界关于“中国疆域”的讨论进一新解。
1描述“本部中国”疆域而最值得讨论的古地图有如下几幅:绘于北宋元丰三年()至绍圣元年()的“禹迹图”;北宋宣和三年()荣州刺史宋昌宗重立石的“九域守令图”;南宋地理学家黄裳绘制由王致远于淳祐七年()刻石的“地理图”;绘制于明正德七至八年(—)的“杨子器跋與地图”;以及明万历二十二年()刊印后由一不知名的朝鲜绘图者摹绘增补的“王泮识與地图”。(1)
单看地图的取名就很有意思,这些名字显示了它们与渊源深厚的地理历史传统的联系,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暂时性,表示了这片地理空间恒久如斯的意味。“禹迹”无疑就是悠久传说中那位超人英雄大禹,跋山涉川,疏治洪水,划分州界,确定疆土的人物所走过的地方。历经千年传闻,大禹的事迹早已深入人心,被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奉若神明,由他的“足迹”代表这片疆土的共同归属,除了政治意味之外,更添一层文化的含义,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同样,“九域守令”也有相近之意。“九域”就是大禹所划分的“九州”之域,“九域守令”寓含地图的作用就是更好守牧这片大禹遗产之意。宋代流传下来的类似地图,还有称作“禹贡九州疆界图”、“圣朝元丰九域图”、“帝喾九州之图”等。(2)用禹迹和九州来表示疆土的含义,说明人们的地理观念已经把历史、文化和地理活动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所指的地理区域的归属已经获得高度的认同。在明代的地图中,“禹迹”一名已经不用,由南宋“地理图”取名可以看出,绘制者倾向于用更有地理含义,更客观的名字来为图命名。笔者相信,这是由于以国家为代表的人文地理活动已经难以再用“禹域”的传统概念来规范而造成的,它明显跨出了“禹域”。
“禹迹图”是一幅非常精美的地图。制图者使用纵横的网格线显示比例来确定任意两地之间的距离,故图的上方有刻字:“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阜昌七年四月刻石。”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和东南沿海海岸线的表示,以那时的制图水平来说,已经是准确度非常高了。清代之前,许多地图都不及它水系示意得精确。但这幅图无山脉标示,地名稀少,亦无长城。李约瑟说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3),恐怕是有道理的。地图所显示的地理内容,的确如图名说的那样,凡“禹迹”所到之处则较详,而“禹迹”所未到之处则简略,甚或不载。图纵72格,横68格,北以黄河河套地带为端;因为《禹贡》提及弱水和黑水,图的西端远及瓜州和流沙;西南只标有一条似流向南方的“黑水口”。这些地带本有丰富的周边民族活动刻下的地理记印,而制图者完全没有涉及,所以图的北、西和西南端除了河流和极少量地名就完全是空白。这只能解释为制图者刻意为之,因为这些地方缺少“诸夏人”的活动而不属于“禹域”,为“禹迹”所不及,于是就屏诸不论。尽管绘制者没有标出边界,但是,看到那些空白的地方,当然就联想到无人烟的荒远绝域,那里自然就不是“禹域”了。制图者观念中的疆域所指是很清楚的,它就是“禹域”。制图的目的无非要使“禹域”有一个直观的图示。
绘成于徽宗宣和年间的“九域守令图”更为精密,它在制图技术上与“禹迹图”没有联系。绘制者不用网格法表示比例,倒是借用山水画的写景法表示山脉形状和用叠加曲线表示海平面的波涛。辽东半岛和海南岛的形状比“禹迹图”更近乎真实,而南海波涛中画有帆船一艘向西行驶,似反映当时活跃的南洋贸易。图示最小的行政单位是县,故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个之多,而州有二百四十二个,次府十个,京府四个,是宋代有最多路州府县治名称的地图。(4)不过,它的疆域观念和“禹迹图”完全一样。“九域守令图”是一幅罕见的有明确边界的古地图。图的北部和西北部上方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划分北宋和辽国以及和西夏国的疆界;西部和西南部也有一条明显的国界线,划分北宋和吐蕃诸部以及和大理国的界线。疆界以外只有示意的山脉、森林和平原,没有任何国名与地名。笔者有理由推断,绘制者这样处理,是表示疆界之外不属于大宋王朝管治的异域,而并不表示宋人对周边异域国家的活动不了解。这条明确的边界是宋人强烈的民族情绪的折射,它使宋人更明确地认同自己行政控制所及的属土。宋朝是历史上弱势的统一王朝,周边强邻环伺,备受欺压,有“一统”的渴求而缺乏“一统”的自傲。所以,内域与外域的界线也就格外分明。至于“九域守令图”所示的疆土,是不是完全对应历史上的“九州”,反而是不重要了。有一点可以指出,北宋控制东北部属土从未达到过“燕云十六州”,即河北北部和辽东,那里是属于“九州”范围内的幽燕之地。不过,“九域守令图”对“本部中国”的这种表示法,只是说明特别历史情形下的王朝的实际控制疆域状况,并不说明对“本部中国”的地理认知有任何变化。南宋黄裳的“地理图”可以对此作补充的证明。
“地理图”为南宋利州东路隆庆府普成县(今四川剑阁县)人黄裳所作,他的家乡正是当年南宋与金对峙的前线。他在宋光宗绍熙年间(—)任秘书郎,后迁嘉王(赵扩,继位为宋宁宗)府翊善,掌侍从讲授。黄裳绘制并进献此图的目的,是为了让未来皇帝披图而思光复沦陷于异族之手的祖宗疆土。图下方有王致远写的题记,对我们理解所以如此作图有帮助,特录其中一段如下:
国朝自艺祖皇帝,栉风雨,平定海内。取蜀,取江南,取吴越,取广东,又取河北。独河东数州之地,与幽蓟相接,坚壁不下。王师再驾,迄无成功。群臣欲上一统尊号。艺祖曰“河东未下,幽蓟未复,何一统之有?”终谦逊不敢当也。盖至太宗之世,王师三驾,河东始平。而幽蓟之地卒为契丹所有,不能复也。祖宗之所以创造王业混一区宇者,其难如此。乃今自关以东,河以南,绵亘万里,尽为贼区。追思祖宗创开之劳,可不为之流涕太息哉!此可愤也。(5)
接下去的一段话讲天地之数,离离合合,非有一定之规;要之,以德行仁者王。此可以作为中兴之龟鉴。作为同时代和有相同志趣的士大夫,王致远深切体会到黄裳作图的“苦心”。这不是一张一般的地图,而是一张为了“创伤记忆”的地图。南宋与金以淮河为界,而这张地图既不是南宋王朝的疆域图,也不是南宋与金国的地图。它包括了南宋的全部国土,而只包括了一部分金国的国土。两国之间并无分界线,而图中所示的那部分金国疆土,正是被认为是属于宋的沦陷国土。它提示在位者,不可一日忘记祖宗疆土惨遭沦丧的悲愤,不可一日忘记光复故土的奋斗信念。“地理图”的绘制不算精致,山脉的写景法虽更逼真,但密度过高,水系的表示过于粗糙,海岸的画法失真度大。如以制图技术比较,反而不如“禹迹图”与“九域守令图”,但它却是以“中原”、“九州”为中国疆土的意识最强烈的地图。
明朝继承元朝的国统而元是一个疆土辽阔的异族主政的王朝,因为民族的关系它将宋代还属于周边存在许多部族、政治实体、国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或版图。明朝在这方面虽然有所收缩,由于元的这层关系,它对“本部中国”之外的周边民族活动、地理知识肯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例如,元之前人们对黄河源头可以说是无所见,都遵从《禹贡》“导自积石”说法。唐代薛元鼎使吐蕃,顺访河源,谓得之于“闷磨黎山”,但经岁月磨灭,不过如此。“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世祖至元十七年()派都宝为招讨使,探访河源。终于得知河源于“吐蕃朵甘思西鄙”灿若列星的群泉,当地语曰“火敦脑儿”,汉译“星宿海”。(6)明代地图均继承了这一知识,图上都标明河源地。这样就把周边地带的部族、国家活动包纳到版图的范围中来。从图面上看,明图比宋图有更傲视环邻的气象,但是,“本部中国”的观念还是一如既往,牢不可破。
“杨子器跋與地图”乍看之下,似“一统图”,它把北部、西北部广阔地理空间都包括到图示的范围。学者考证,“杨子器跋與地图的地理范围,东至大海,西北至哈烈(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一带,南到南海,北至苏温(治所今址未详)、兀秃(治所今址未详)一带。”(7)但是,认真索解,却不能因此得出杨跋與地图属“一统图”的结论。其一,图中“本部中国”所用的比例与周边地区所用的比例悬殊极大。由于地理知识和制图技术的限制,同一地图所用比例尺度不一致是正常的。古图都有这种情况。然而,杨跋與地图比例尺度悬殊过度,差别大到不可以据此作为可信的地理空间知识的程度。图中密布四方夷蛮国名,东南和西南方的均在海中,仅有名称而没有疆域的图示;北和西北方的则密集缩在一处或均匀散布,根本失去图示地理的意义。这只能解释为缺乏地理实质意义的一种“四夷来朝”的虚幻满足。其二,图中有一条明显的域内与域外的分界线。东起自山海关,北部沿着长城,西北则环绕整个河西走廊,再由松潘往下,绕过西南地带出海。凡是界线环绕的域内,即明朝两京十三司的疆域,山脉、湖泊、河流的标示非常清晰,各省司之间亦有界划,府司卫所县治亦很详细。但一涉及域外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一详一略也显示出制图者的疆域理念。因此,孤立地以图所示的地理空间广阔度来定它的疆土观念,是没有意义的。杨跋與地图当然是属于“本部中国”系统的地图。“王泮识與地图”也是这样。因为现今看到的“王泮识與地图”是曾经为一位不知名的朝鲜人摹绘增补过的,故它的正式名称应该是“王泮识與地图朝鲜摹绘增补本”。图中的远东部分,包括主体的朝鲜,还有日本、小大两琉求,无疑是那位朝鲜摹绘增补者绘制的。撇除图中远东部分,王泮题识與地图原本的明朝部分,像一个正方形,北部没有长城,有一道近乎直行的山脉作为分界,西北部是一道“大流沙”通到接近西南的大海。大明就在这个为海洋、山脉和流沙包围的“天下”之内。图的上部空白处列有奴儿干都司的一百八十四卫和二十所的名称,图内也标列了明朝小到卫所县的所有行政单位名称,堪称完备。尽管王泮的题识称“我国家全抚方域,一统为盛”,“朝贡归王若朝鲜、安南等五十六国,速温河等五十八岛,奴儿干、乌思藏等都司所辖二百三十八区,靡不口列若星布云。”(8)但是,一审地图本身,满不如此,完全是夸大其词,名不副实。有的学者比较了图中各项资料,认为“看来该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反映全国各级行政区域及城镇居民点等政治要素,属于政区地图性质”。(9)笔者赞同这种说法。正因为它是政区图,凡“政”之所及,就详尽,凡“政”之不及,就极简略。而图中显示“政”之所及的域内,也仅是“本部中国”,并不强调本部与周边,大明与四夷的地理空间的相互联系。
2在地图绘制史上,还存在另一系统的中国疆域图,这一系统的地图可称为“一统图”。它们大气磅礴,以“大一统”观念为确定疆域的基础,注重华夏与四夷在东亚大陆地理空间的相互关系,其版图所示跨出了“本部中国”而将周边异族的历史地理活动囊括进来。在制图史上,它与“禹迹图”系统一样,自有渊源,自成系统,和“禹迹图”系统并行不悖。这类地图显示关于“中国疆土”的另一观念,即大一统观念,以历代王朝大一统所能达到的疆界为中国疆域。代表这种地域理念的地图,有南宋的“华夷图”,明代的“大明混一图”,清代康熙年间的“(满汉合璧)内府一统與地秘图”以及乾隆年间的“乾隆十三排铜版地图”。(10)这些地图涉及的地理空间远比“禹迹图”系统的地图辽阔,图所哪个医院白癜风好治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平安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