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纪检委”的新闻出镜率非常高，“纪检”、“反腐”已然成为网络热词，但别以为纪检委和监察局是现代专属机构，我国最早的监察机关，可追溯自秦代，也就是说，自从有了皇帝，就有了“纪检委”和“监察局”。
到明朝的时候这个“纪检委”的权力更为加强，而且当时的中央监察机关就派官员长期入驻陇南，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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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时期，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其中丞相掌政务，太尉掌军务，御史大夫就是掌监察的。《汉书百官公卿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秦朝的御史大夫官职仅次于丞相，有“候补丞相”之说。御史大夫也好，巡按御史也罢，虽然名称不尽相同，但职能基本一样，都是对各级官吏及其执法部门的言行进行监督，享有皇上赐给的最高生杀权。
明太祖建国后，考察前朝制度之得失，建立了强势的科道监察制度。这个制度特点是：监察官员位卑却权重，不受部门和地方长官控制，朝廷赋予他们“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大权。御史台改成了都察院。这个时期，都察院的职能大为加强，不仅负责纠弹百官，而且还监督刑部、大理寺的活动，直接对皇帝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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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央政府派来的监察御史竟然长期驻扎在徽县自从明朝建立之后，北方边境就没有消停过，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到了长城之外，蒙古人就一直不甘心离开中原富庶之地，不断骚扰北方边境，而且一不小心就打到了北京，最为著名的就是“土木堡之变”，皇帝都让人给抓走了。蒙古人始终是明朝的心头大患，而且从明洪武到万历朝，同北元的战事至少连绵有年。
与善骑射的蒙古人作战，最不可或缺的就是马匹，没有足够的马匹与蒙古人作战简直就是“逗你玩”。为获得充足的马匹明朝沿用了宋朝“以茶易马”的战略，而且茶马贸易由官方垄断，禁止民间以茶通番，藏民族所需要的茶叶只能通过明朝官方设立的专门机构即茶马司来获得，并且也只能以政府规定的物品即马匹来交换。
明朝茶马贸易官营制度具有多重目的。其一是经济，在制定茶马比价时，贵茶而贱马，获利颇丰;其二是军事，茶马贸易是军队获取战马的重要途径;其三是政治，即以茶驭番，茶叶是藏民族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因此控制茶叶有利于稳定边疆。
▲明朝茶马古道
明朝为查禁私茶，在相当于今天“中纪委”的都察院监察御史中派遣人员代表朝廷巡视茶法马政等事务。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称巡茶御史相当于中央派驻地方的“专职纪检书记”。
明朝对茶马交易管理非常严苛，“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据《安庆公主传》记载洪武三十年，明太祖女儿安庆公主的驸马、都尉欧阳伦“数遣私人贩茶出境，所至驿骚，虽大吏不敢问。有家奴周保者尤横，……以闻，帝大怒，赐伦死，保等皆伏诛”。私贩茶叶皇上连女婿都会杀，再不要说别的人了。自然我们这位中央派来的“纪检专干”也是手握重权的。
▲明嘉靖《徽郡志》记述为“火钻”，现在，当地普遍称“火站”
那么中央派来的监察御史的办公地点在哪儿呢？就在徽县火钻镇，嘉靖十七年(年)，在火钻镇修建巡茶察院行台，作为巡茶御史驻扎办公之所，徽县火钻镇自此成为巡茶御史的官署之地。这位“纪检专干”官不大，相当于八品，但官小权大，负责监管全国养马苑圉和茶马交易，徽县自然也成为了全国茶马交易的管理中心。
为什么中央派来的“纪检专干”办公地点会选择陇南？首先是陇南独特的地理位置。陇南位于陇右番族地区和川蜀茶叶产区之间，是茶马交易必经之地，秦蜀茶马古道干线及支线所经路线主要在陇南境内，自天水而来的马以及自汉中运往边地的茶，都要途径徽州（今徽县），所以全国茶马中心建在徽县也是合理的。
其次两宋时期，出于抵御北方强敌辽、西夏和金人的军事需要。北宋朝廷在陇右、陇南地区设立了许多茶马场，由国家直接管理进行大规模的茶马交易。在陇南的阶州(今武都)、文州(今文县)、成州(今成县)、西和州(今西和县)、宕州(今宕昌县)均设有茶马场。
还有就是陇南重要的地理位置。“得陇望蜀”、“秦陇锁钥、巴蜀咽喉”，宋金对峙期间，金人视图打通陇南顺长江而下夺取南宋政权，被吴玠与后人阻挡60多年不得南下；蒙古军队攻破了陇南的军事要塞灭亡了南宋政权；明朝的大将傅友德也是攻克陇南后进攻四川的，解放军也是顺着长江而下，攻占四川的，所以是否能夺取陇南影响着全国的战局。
所以明朝时期中央政府将全国茶马交易中心设在陇南徽县也是合情、合理，适应发展的。
派驻徽县的监察御史官小却也能造福一方监察御史奉命巡视茶法马政时，一般称巡视陕西茶马御史，简称巡茶御史,任期短者一半年,长者二三年。虽名陕西巡茶御史,但权力很大，负责监管全国养马苑圉和茶马交易，据《明会典》卷三十七《茶课》等记载：嘉靖十四年（年），中央政府明确规定，四川夔州、东乡、保宁、利江一带凡供给西北茶马互市的茶叶，不论军卫有司，只要涉及茶法，一律由陕西巡茶御史管理；各该巡兵备等机构，从事禁私茶活动，按季将走私茶叶人数上报查考，听从陕西巡茶御史的裁决。
而且住在徽县的历任巡茶御史也没闲着，他们除了为“中央”监督茶马交易外还造福于地方。
巡茶御史虽官小却权重，有不少还是饱学之士，十分重视地方文化及教育事业。秦州伏羲庙起初规模很小，嘉靖三年(年)，巡茶御史陈讲倡议扩建，耗时三年时间，奠定了伏羲庙的规模和布局基础。
徽州庙学年久失修，嘉靖二年（年），“御史郑维新监督茶到徽州，发官币银三百有奇，申饬知州白松以经始焉”《重修庙学记》倡议重修徽州庙学。嘉靖三年(年)，巡茶御史陈讲“发米百斛有奇，用备饩廪”继续倡修庙学。之后，巡茶御史段汝励、刘濂相继到徽州，或发粟、或督工，四任巡茶御史共同协力，历时三年，完成了庙学的重修。嘉靖十五年（年）巡茶御史刘希龙拨付茶课，在徽州钟楼山（今徽县吴山）下修建了徽山书院，“嘉靖丙申，侍御新野刘公来董茶马之政，以学舍湫隘，召诸生指示之，曰：此可以居之矣。乃发茶课若干缗，属之知州莫汝高，度地抡材，建堂分号，榜曰徽山书院。”
可见，明代以来历任监察官，在地方不仅负有巡茶监督之责，还可造福一方，或充实仓廪，或修学重教，对地方的贡献很突出。
参考文献：《秦蜀茶马古道考述》、《陇南五千年》、《陇南史话》、《陇蜀道论文集》。
（记者张霞通讯员董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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