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红塔读书会”第四十一期活动
暨第二届书评大赛顺利举行
法学院“红塔读书会”第四十一期活动在至真楼教室顺利举行，活动由彭红军老师主持。本期读书会讨论内容的是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的著作——《贫穷的本质——如何逃离贫穷陷阱》第五章至第十章的内容，本期读书会的主题发言人或补充发言人是杨芮、汪成军、洪淑敏、龚欢、程哲奥、杨改林、高欢及翁丽娜八位同学。本期读书会亦举行了法学院第二届“红塔读书会”书评大赛的颁奖仪式。
一、杨芮同学的主题发言
杨芮同学主题发言的内容是本书的第五章《帕克·苏达诺大家庭》。此章节主要是从生育问题来探讨穷人的生存、选择和突围，以及援助、制度对穷人的意义。
本章开篇，作者通过介绍计划生育在印度的历史，引出了在印度人口控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各届政府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人口问题，比如，年，印度内阁采取大量措施鼓励计划生育，其中一个显著的措施就是对同意节育的人给予丰厚的经济鼓励。政府还授权每个城邦制定强制节育法。但是这样的措施导致的结果是实际节育数量的误报，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印度人口控制的问题。由此作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印度的人口控制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源上搞清楚为什么会有人生那么多孩子，作者由此引发“他们自己不能控制生育吗？”“还是他们不想节育？”“他们做出这种选择的理由是什么”的思考。作者通过介绍印度采取对节育的人进行奖励的措施控制人口生育引发了她关于采取某一措施是“鼓励机制”有效还是“惩罚机制”更为有效的思考。她认为，政府在推动某一强制性的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如果政府采取的是奖励机制，针对于纳税这件事而言，那么偷、漏税和逃税的人肯定会远远大于纳税的人。反过来，如果采取惩罚机制，偷、漏税和不纳税的人数量上肯定会大幅度下降。结合文章内容，如果印度对于控制人口采取的不是奖励机制而是惩罚机制，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个人在制定计划和方案时，一定要多方面、多角度的思考究竟是哪一种措施更有利于目标的完成。
“人口多的家庭错在哪里”？该部分作者先阐释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观点“国家拥有多少资源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因此人口增长一定会使国家变得更穷”。阿尔文·扬的观点“降低生育率可以使国家变得更富有”。二者都支持“生育率与国家富裕程度成反比”的观点。作者通过列举相关的数据论证说明“今天地球上的人口已增长了很多倍，而我们大多数人也比马尔萨斯时代的人富有”“人类史上的大多数时期，人口更多的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发展的比其他地区快”。借此推翻了马尔萨斯和扬的观点。此处她得到的启发是，作为一个法律人我们应当重视证据的重要性，凡事不要我认为，而是要摆出证据，拿出论据支撑自己的观点。这一点是法律人的基本素养。在电子科技比较发达的时代，电子数据作为民诉法、刑诉法、证据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种类之一，我们要灵活巧妙的运用。要注重电子证据的保存，维护好自身和家人的合法利益。作者通关对相关学者观点的介绍和自己的见解引出“生育率高恰恰是贫穷引起的，或者是有第三个原因导致了高生育率及贫困”的话题。关于导致高生育率的原因探究作者介绍了主加里·贝尔关于家庭“质与量取舍”的观点，主加里·贝尔认为生育率的问题应当看看家庭的内部情况。权衡取舍是经济学的一大原理，俗话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作为一名在校大学生而言需要我们取舍的东西很多，究竟是早上多睡会儿还是爬起来晨读只在一念之间，可能数年后你会感受到觉是永远睡不饱的，你早起晨读的收获是巨大的。她在这里发出了希望大家学会权衡取舍，并做出能获得最大利益选择的期望。关于家庭的内部情况杰弗里·萨克斯认为:“生长在大家庭的孩子有明显的劣势”，而在作者看来并没有相关的证据可以证明“生长在小家庭的孩子接受了更多地教育”，与生长在大家庭的孩子相比生长在小家庭的孩子并没有更多地优势。南希·钱在研究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中得出了“多了一个兄弟姐妹的女孩子与独生子相比，接受了更多地教育”的结论，由此他认为主加里·贝尔“质与量的取舍”并没有发挥作用。通过孟加拉国的蒙塔利亚我们可以看出，计划生育及母婴保健计划有效的使生育率下降，儿童的健康投资得到了增加。但其实如果说大家庭对孩子的发展没有任何影响也是说不通的，毕竟资源总量摆在那里，人数的增加必定会使每个人分到的数量减少。作者说如果大家庭对孩子的没有影响那么吃亏的一定是母亲。的确在我们的生活中，“母亲说自己爱吃鱼头”之类的事情时常发生，作为子女的我们应当学会体恤她们，学会感恩。
“穷人在生育决定上有控制权吗？”此部分作者介绍了避孕措施在印度的现状，穷人无力控制自己的生育，是因为接触不到避孕措施。在此可以看出穷人“对于外界薪资的主动获取的欲望和能力”总是低下的。如果我们不想沦为“每天收入99美分的那类穷人”我们必须更加积极主动的获取外界的信息。作者介绍了关于避孕措施的“供需之战”。供求达人认为，获取避孕措施是十分重要的。需求达人认为想降低生育率的人大多能找到正确的避孕方法，无需外界的帮助。唐娜·吉本斯、马克·皮特和吉本斯·罗森茨魏希调查证明诊所较多的地区生育率较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生育率降低与诊所的数量增加并无关联。通过他的调查需求达人的观点得到支撑。蒙塔拉伯计划得出的结论是供求达人和需求达人打成平手。而从哥伦比亚计划中，需求达人的观点得到支撑。通过这一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避孕渠道或许可以向人们提供比现有选择更方便的节育方式，让他们感到满意，但是这并不能降低生育率。
“性、校服与大款”，在此部分作者介绍了三种降低怀孕率的措施。第一种为“禁欲”ABCD策略，此种策略采取的方式是“避免婚前性行为，而对于避孕套不加以讨论”。通过安排老师接受关于“ABCD”课程教学的培训，引导学生的观念。而实验结果表明危险性行为的范围并没有发生变化。第二种策略为，告诉女孩一些他们不知道的知识，即和年长男人与年轻男人相比更容易感染艾滋。15至19岁的女性感染艾滋的概率是同龄男性的5倍。这个策略使与“甜爹”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下降了67%，女孩的怀孕率也有所下降。第三种策略为提供校服，让女孩待在学校里。此种策略也使怀孕率有所下降。在此部分她得到的启示是：对于青少年的性教育是很必要的。她家生活在我国边疆的小镇，身边15、16岁就怀孕生子的情况数不胜数，其中很多都没有接受过性教育，不知道基本的避孕措施，就莫名其妙的当上妈妈，一辈子就在怀孕的那一瞬间被定格了，从一个花季少女沦为村寨里拖儿带女每天养猪种地的“妇女”。因为我们国家历史的发展，一些封建的思维比较固化。父母对于孩子经常是谈性色变，从来不和孩子谈论这方面的话题，导致我们国家的孩子对于性知识的了解是知之甚少的。在我看来父母对孩子的成长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父母应该在关于“性”这个话题上正确教育、引导孩子，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网络上经常爆出来一些未成年人甚至幼童被性侵的案件，其实被性侵的孩子很多却不知道自己所遭遇到的行为是性侵行为，甚至不知道这是自己受到伤害的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慢慢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害性，到了那时可能是生理和心理更加沉重的双重打击。因此除了父母，学校也应该加强对于未成年人的性教育。
“谁的选择”，此部分作者介绍的是生育是谁的选择。作者开篇提出“生育决定是由一对夫妇做出的，但女性最终将付出生孩子的大部分身体代价”。这一话题引发了她的思考，就现在中国的现状来看。女人为了一个家庭她所付出的的确比一个男人多。许多比较发达的城市，为什么很多女性选择丁克，很大的原因就在此。因为怀孕她得花费不可计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会影响她的正常工作，可能怀孕会影响她晋级、升职，导致工资降低。下面这些法条是我国关于怀孕妇女权益进行保障的体现：我国《劳动法》二十九条规定的用人单位不得解除合同的情形包括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情形。第六十二条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不少于九十天的产假。《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任何单位均应根据妇女的特点，依法保护妇女在工作和劳动时的安全和健康，不得安排不适合妇女从事的工作和劳动。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予以辞退、与其解除劳动或者聘用合同。第六条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不能适应原劳动的，用人单位应当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予以减轻劳动量或者安排其他能够适应的劳动。对怀孕7个月以上的女职工，用人单位不得延长劳动时间或者安排夜班劳动，并应当在劳动时间内安排一定的休息时间。怀孕女职工在劳动时间内进行产前检查，所需时间计入劳动时间。第七条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第二款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尽管怀孕妇女在劳动上的权益应当得到保护在法律上得到体现，但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能依据法律的规定来公平的对待怀孕妇女。简单举个例子，一个小作坊难道还能给一个在家坐月子的妇女提供薪水吗？我想那是不太可能的。因此在竞争压力特别大的城市妇女们，她们不是不愿意怀孕，而是不敢怀孕。对此国家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加大对妇女的保护，将具体的法律规定贯彻到现实当中。在此部分作者还提到女性怎样才能拥有做出生育的决定权，可能就是女性的经济独立。在我她看来一个女人想要在家庭中拥有话语权，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只有你赚到钱了你才不用一切都仰仗着自己的丈夫，不用买一包洗衣服都管你的丈夫要钱。那样你只会寄人篱下，比起一个妻子的身份可能你更多扮演的是一个不用花钱雇的保姆的角色，你的婆婆和丈夫会慢慢厌倦你的无能。而最后你只能看着她们的脸色过完下半生，因为你不敢离婚，你没有经济来源支撑你拥有离婚的勇气。尽管这样的看法可能有点偏激但事实确实是这样的。在前几期的读书会中我们也讨论了关于“女权”这个话题，在这里再给大家推荐基本著作：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弗吉尼亚·伍尔芙《自己的一间屋》。就像是伍尔芙在《自己的一间屋》中体现的“女人要写作,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作为女同学的我们以后一定要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
第二部分作者提出了生育虽然是夫妻二人的决定，但也受制于公众的观点。生活在群体社会的我们的确行为能受到群体很大的影响。因为群体有着一致的行为和观点，只有你的行为符合着群体的标准，你才会融入这个群体，获得群体的认同和喜爱。当你的行为与群体不相符时，你就会被当做另类。但是我们应该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不一定所有的行为都符合群体的认同。就如《危楼愚夫》里面主角父亲在那样一个人人以盗窃为生的年代他却不去盗窃，秉承着自己内心的想法。电影中对他的评价是“他一辈子没有朋友也没有仇人。”意大利文学家曾经说过：“Goyourownway,letotherstalk！”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应当秉承自己的初心，不必为了迎合群体做出违背自己的意愿的行为。
第三部分作者简述了宗教教义对避孕的影响。越穷越落后的地方，似乎宗教教义发挥的作用就会更大。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审视的，信仰对于一个人而言的确是重要的，但一些虚无缥缈的信仰毫无存在的意义。对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家庭而言，可能他们会将一顿丰盛的晚餐寄托于神灵身上，希望上帝赐予他们一顿丰盛的食物。因为他们好像除了寄希望于神灵身上，已经走投无路了。这大概是为什么越穷越落后的地方越注重信仰的根源罢了。
“养儿防老”，有观点认为人口增长会让一个穷国变得更穷，因此，降低生育率会让穷人的境遇变好。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相关的人口政策，但是这并没能阻止穷人生更多的孩子。因为穷人一般都没有社会保险、退休金、养老金，对他们而言，孩子是养老送终的唯一希望。所以，他们会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如此往复，恶性循环。对于很多父母来说，孩子就是他们的未来经济来源、一种保障模式、一款存储产品，收益来源于孩子工作以后。此部分作者通过对比帕克·苏达诺的家庭（养儿为了防老）和富裕家庭，父母可以通过社保、共有基金、退休计划，公共和个人的医疗保险安度晚年，引发我们关于为什么越是贫困的家庭生的孩子越多，其中原因之一可能是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思考。
“家庭”，在此部分作者先介绍了家庭决定，即家庭所做的决定来自一个人，一家之主会代表妻子和孩子做出一些决定。家庭决定被看做是家庭成员之间谈判的产物。然后引出“有效家庭模式”这个概念，有效家庭模式指的是，在一个家庭中，即使他们在怎样花钱方面有分歧，如果一方在不伤害另一方幸福的前提下可以更快乐，那么他们就会妥协达成一致。这种有效家庭模式让她联想到合同，其实合同签订的本质就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最大化，一方当事人在获取利益时不以破坏另一方的利益为前提。《合同法》第三条平等原则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第五条公平原则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立各方的权力和义务。在此我们就不难看出合同的订立非常符合这种“有效家庭模式”的构建。这种“有效家庭模式”在经济学中来看其实就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指的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简单来说，帕累托最优原则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人们追求"帕累托最优"的过程，其实就是管理决策的过程。管理学所研究的管理活动，其目的是充分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优化资源配置，争取实现以最小的成本创造最大的效率和效益。经济学理论认为，在一个自由选择的体制中，社会的各类人群在不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可以使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在文章中，作者介绍到家庭可以就其所有的决定进行讨论，确保他们作为一个整体能做的更好，家庭的成员努力挣钱，使其他成员获益，其实就是帕累托最优原则的体现。接下来作者通过介绍克里斯托弗·尤拉的家庭每一位成员都在不同的地理干活的例子与高效家庭将所有投入都应以使家庭整体收入做大化的方式，分配到各个不同位置的用地做出比较，引出“有些家庭无法就如何就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达成一致。”的话题，那么为什么他们无法达成一致呢？追究其根本原因可能就是因为社会承认的简单规则中，男人和女人作为生产力，男人能够创造更大的产量，因此大产量也影响了他的消费能力。生产产量的不平等使家里的丈夫和妻子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他们之间无法就现有资源的使用达成一致。家庭成员之间因为一种不完整、粗糙的且常常松散的“契约”捆绑在一起，这种契约规定了每位家庭成员对于其他成员的责任。但实际上这种契约并不合理，这种契约没有完全使家庭成员的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比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地位、丈夫与妻子之间的地位，因此该契约需要社会强化。在这个话题中，我们需要审视这种契约的存在是否是合理的，靠这种社会准则对规则进行强化有利还是有弊？结合实际情况来看，靠社会准则对规则强化是弊大于利的。比如：尽管子女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但是祖父母依然会照顾（外）孙子女，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义务，这种义务其实就是来自于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家庭契约。于祖父母而言他们经受着的是不平等的待遇。他们本应得到子女的赡养，而对于（外）孙子女是否应该照看应该是自己选择的。作者在文章的最后通过帕克.苏达诺一个想要9个孩子，因为不知道哪一个孩子在将来有能力给他养老与美国老年人不需要生很多孩子，从而确保将来有人照顾他们，公共福利制度可以完成给他们养老做出比较，作者得出最有效的人口政策：第一、从观念上需要让人们觉得没有必要生很多孩子；第二、政府需要采取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降低生育率。
二、汪成军同学的主题发言
汪成军同学主题发言的内容是本书的第六章《赤脚的对冲基金经理》。
首先他介绍了对冲基金的概念，对冲基金就是采用对冲交易手段的基金称为对冲基金，也称避险基金或套期保值基金。是指金融期货和金融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与金融工具结合后以营利为目的的金融基金。它是投资基金的一种形式，意为“风险对冲过的基金”。对冲基金采用各种交易手段进行对冲、换位、套头、套期来赚取巨额利润。
接下来他介绍了贫穷的风险表现:1、天灾（针对农业为生的穷人）；2、欺诈（在生意上遇到的意外）；3、疾病（需要一大笔医疗费的疾病）；4、失业（尤其是面对大环境经济不景气及所在地的招工难题）；5、有限的救助（邻里、亲戚之间的救急不救穷；很多地区的女儿甚至出于道义和责任上的限定而无法直接帮助父母特别在债务和疾病方面，只是会提供其他方面的有限的支援，而父母对此也认为儿女也各自面临着生活压力）等，针对如何解决贫穷的风险，穷人通常的做法有：
1、做更多的工作，做更多的工作除了意味着更多的付出与艰辛外还面临着工作能力的专业问题；工作安排的主次问题；工作与家庭之家的照顾问题；是否从事工作的夫妻在家庭地位中的问题。对于获益风险的预估及如何进行支出（特别是对于新增高产作物，穷人往往积极性不高，因为种子的高成本和种植过程中的风险会造成收益下降，不如耕种过去的种植作物）。
2、生更多的孩子，更多的孩子意味着成功的概率将会增大，正如一位9个孩子的妈妈所述，有一个成功的孩子她就可以依靠他安度晚年，同样，失败的概率也将极大的增加。
3、通婚，“印度的农户利用婚姻作为一种分散大家庭风险组合的方式。一个女人婚后搬到婆家所在的村庄，娘家与婆家之间就建立了一条纽带，在遇到麻烦时，两个家族便可以寻求对方的帮助。农户一般会将自己的女儿嫁到不远不近的村庄，既方便与亲家建立关系，气候格局又不会完全相同。这样一来，如果一个村庄受灾，另一个村庄没受灾，他们就能向对方伸出援手。
4、关系网之间的互助行为，“大多数穷人都住在村庄或社区中，他们有一个范围广泛的熟人网络：基于宗教或种族的大家庭及社区。尽管有些灾难会影响到关系网中的每个人，但有些困难则更为具体。如果目前处境好的人帮助了有难处的人，那么当前者有难处时一样可以得到对方的帮助，这样每个人都会过得更好：助人为乐并不仅限于慈善机构。”
5.迁居，通常的做法不是举家迁移，而是部分的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分散财务压力，留下的成员可继续保持与传统社区的交往。
6、给别人打短工，如临时的佃农，帮别人盖房子打零工等。
7、保险，包括一般的商业机构保险、小额信贷还有专门基金会提供的保险服务，对穷人提供防患于未然的保障，但却很难被穷人们接受。
8、政府救助，（1）政府应为穷人支付部分保险费；（2）政府不是替代私人保险机构而应该帮助建立保险市场。
此外，关于保险为穷人提供援助方面面临三个问题，保险存在哪些问题；农民为什么不买保险；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针对农民为什么不愿意买保险，核心问题是：为什么穷人不购买保险？按道理，穷人是最容易遭受风险的群体，政治动荡、经济波动、极端天气都会让穷人比其他群体损失更多，哪怕仅仅是孩子生病或者老人去世都可能让家里陷入短暂的困难时期。短暂困难的后果可能是穷人落入“贫穷陷阱”再也无法逃出来。因为经济学家们假设“当下的收入与未来的收入呈现S形关系”：如果当下的收入没有超过临界点，今天的低收入意味着明天更低的收入，明天更低的收入则意味着后天更更低的收入，以此往复。即使穷人群体的收入超过临界点，他们也很可能因为某一次偶然的灾难（风险）而落入陷阱。如果不是保险，那么穷人用什么来抵御风险？第一种手段便是增加工作量。如果收入下降，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增加工作量。但其实这是无效的，因为如果所有的人都增加工作量，只会加剧竞争，进而导致工资水平进一步下降。第二种手段便是工作多元化，通过涉足多元化的工作来对冲风险（就像对冲基金做的那样）。但是这可能会让穷人损失掉因专业化经营而带来的收入增长。类似的风险对冲行为还有：与隔壁村子联姻，降低农业歉收的影响；或者选择做佃农而不是自己经营土地，让地主与自己一同承担风险。第三种手段就是熟人网络，村民内部的互助网络。一旦一个家庭歉收或者收入降低，就会收到其他家庭的馈赠，但是由于网络里的总收入并没有提升，所以这会造成即使一个家庭自身没有出现风险，也不得不缩减开支的情况。
三、洪淑敏同学的补充发言
她对第六章内容做补充。本章的第一节主要讲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蒂娜。蒂娜年轻时在一家服装厂上班，婚后帮着丈夫打理服装生意，他们手下曾有四个员工，生意做得不错。他们信任的一个生意上的熟人给了他们一张万的空头支票。从此麻烦来了。他们报了警，警察却向他们要万的好处费，说是给了钱才着手调查。诈骗者偿还了万，其中警察又要走了万，诈骗者承诺将慢慢偿还余下的欠款，但之后便杳无音讯。蒂娜和偿付交了万的保护费，却只追回了万的欠款。在接下来的三四年内，夫妇俩努力工作，试图东山再起，最终通过政府的一个借贷计划，贷款了万，做起了服装生意，产品生产好之后，订购商却取消了订单，上千条短裤没人要，他们陷入了手足无措的境地。第二次祸事之后不久，他们便离婚了，蒂娜带着4个孩子回了娘家。但更糟糕的是她的大女儿曾被绑架过，因此留下了心理阴影，需要特殊照顾。
在这个故事中我认为导致蒂娜更穷有四个原因，一是穷人抗风险的能力差，蒂娜一家在发生灾难前，投资和回报相对较小，这样会导致陷入贫穷陷阱。只要生产经营的某一环节出错就会陷入困境。二是是犯罪，犯罪对穷人来说是雪上加霜。就蒂娜事件来看，蒂娜大女儿遭到绑架后会留下很大的心理创伤，需要得到特殊照顾，这样会导致蒂娜一家更困难。三是心理素质差，这种情况常常会受到心理过程的强化。失去希望，感到没有出路，这会大大降低人们渡过难关所需要的自控力，使他们失去从头再来的心理素质。第四就是腐败，关于这个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先来看一份调查：据《全球腐败调查报告》调查表明，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索贿对贫民都是最大的负担，这个群体也对未来减少腐败的前景更加悲观。报告调查认为：①在过去一年里，全世界10%的人不得不行贿。被曝光的行贿事件在亚太和东南欧等地区呈增加之势。②在与警察打交道及与司法、注册和申请执照等有关的行为时索贿最容易发生。③公众认为政党、议会、警察、司法系统是最腐败的机构。④50%受调查者希望他们的国家在未来3年里能够减少腐败，但一些非洲国家例外。⑤50%受调查者认为他们的政府打击腐败没有效果。报告发现，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索贿对贫穷家庭的打击最大。在世界各地，行贿变相成为对贫穷家庭征收的赋税，掏空了许多家庭。10%的人承认，为了得到政府部门提供的服务不得不行贿。人们对政府的反腐努力十分悲观，对未来反腐的期望值也不高。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觉得他们的政府反腐比较出色。具体分析显示，女人在对未来腐败问题的解决上比男人更悲观。再结合文章来看，假如警察没有向蒂娜索要好处费，那么蒂娜一家是否就可以渡过难关了呢？在一个腐败的环境下，穷人往往会处于一种十分被动的局面的。当富人面对腐败现象时，他是有足够的资金渡过难关的，甚至还有可能会获得额外的一些特权。此外富人往往会转嫁危机给穷人。举个例子，其实很多时候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所以因为政治腐败而导致的经济危机也会时常发生。这时富人就会用一些手段来转嫁自己的危机，如大量的裁员，加大对员工的压迫等一系列的手段。所以最后还是穷人沦为了牺牲品。
但她觉得有些时候不单单腐败会导致穷人更穷，其实有些时候不合理的政策也会导致穷人更穷。在印度警察通常不备案，对因为警察的考核以结案率为依据。所以即使你去报案也不会给你立案，或者通过劝说的方式放弃备案。这样就会导致许多穷人得不到应有的援助。再举一个例子，在大多数人印象里，白人似乎比黑人优越许多，但是在南非有一个白人贫民窟的存在。这里的白人生活条件很差，但他们努力活的骄傲。其实这些白人并不懒，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追求的东西，然而他们唯独得不到机会。因为南非政府推行黑人经济振兴法、公平就业法等对黑人有利的法案。在南非，黑人稍微懂点文化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工作，而这里的白人即使文化水平很高也难以就业。很多白人只好靠政府的最低救济勉强度日。所以她认为一个正确合理的政策对穷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南非的白人平民窟，你看不到堆成山的垃圾，看不到衣着不干净的人。在这里的白人，他们努力让自己骄傲，尽力要求自己衣着干净，把自己的家搞得整洁且有情调。
四、龚欢同学的主题发言
龚欢同学主题发言的内容是本书的第七章《贷款给穷人》。
贫穷的本质所要探索的问题之一，就是穷人为什么贫穷。而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述穷人贫穷的原因之一，那就是他们很难得到贷款来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困境。这一章主要是分成了贷款给穷人；对于一个大计划的小见解；小额信贷有效果吗；额信贷的局限性；较大的公司怎样集资五个部分。本章的内容中有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穷人得不到银行的贷款？第二，小额信贷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存在哪些优点和局限性？
第一部分，贷款给穷人中提到，穷人会借钱，他们对贷款是有需求的，但是他们借钱的途径大多数都是亲朋好友或者店主以及放债人，仅仅有小部分通过银行获得贷款。而根据他们的调查，越是贫穷的人通过非正规渠道进行贷款，所要支付的利息反而是越重的。原因一、放贷者认为贫穷的人的违约概率会更高一些，所以为了避免亏损，应该提高整体的利率以在违约发生的时候更多的利息能够弥补自己的损失。原因二、尽管放贷人将利率提升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但他仍然不会希望违约这类现象发生，所以在收回贷款这一方面他需要花大量的功夫，像贷款人的基本信息以及对贷款人是否能及时还回资金等等调查，还有收取预付定金这些方法，在今天这些也仍然是放贷机构要做的基本工作，你要申请贷款啊或者信用卡等等业务，那么总是不能绕开你的工作、学历和你的联系方式甚至资产证明这些准备工作。放贷人为了贷款给客户，为了收回贷款而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也不能伸手向贷款人索要补偿，那么这笔钱只好以利率的方式转化成自己的收益。而且这里面的花费并不会因为贷款额的多少而相应增减。里面也提到了一个概念—“乘数效应”，乘数效应是一种宏观的经济效应，也是一种宏观经济控制手段，是指经济活动中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在贷款中，贷款的成本发生了变化，那么最后需要偿还的数额也会因此而变化，就是说贷款的成本增加了，利率较高，贷款人会想办法逃避偿还贷款，所以相应的放贷人又要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监督工作，如此一来，放贷成本继续增加，贷款的利率可能还要继续提高，如此进行循环。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穷人贷款难的问题，因为对穷人放贷，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是更多的，所以利率也会更高，这也就导致了穷人的违约率会增高，放贷人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因此“人们只会借钱给富人”或者对贷款人做了一些评估之后作出决定：他们的贷款额太少，不值得一贷。所以说，穷人最为普遍的借款对象是亲朋好友或者店主老板。因为这些对象不用做太多的工作，因此贷款更加便宜。原因三、借款人如果想要更换贷方，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新的贷方就要慎重考虑其中的缘由，借款人获得贷款的机率会变小，所以很少出现借款人更换贷方这种情况，既然更换贷方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借款人不会轻易更换贷方，贷款人提高利率的机会也就有了。综合下来，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银行为什么很少给穷人提供贷款。银行不像放贷人那样，会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对借款人进行监督，也不会用一些诸如暴力恐吓、派人去找违约者等等方式来进行欠款催收，所以违约率必然会提高。其次，就算通过了法律途径来进行催收，最后的结果也不尽人意，赢了官司也要7年才能收回抵押款，时间太长，可变的因素很多。而通过施加压力对违约者进行催款，就会出现，某些农民因为负债不能偿还，压力过重选择自杀等等新闻，就暂且不论事情的真伪，农民的死亡和银行是否存在关系，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银行或者机构愿意和人命官司牵扯上关系，放在今天来看，“催债人”这个职业已经彻底发生了改变，从传统的一群凶神恶煞的大汉子，跑到欠款人家中进行威胁，让他因为害怕被找麻烦而想尽办法进行还款，转变成了现代化的，一群通过培训的人给欠款人或者其亲近的联系人不断地通过电话进行催收，且这个过程还必须得态度亲和，显得彬彬有礼，威胁也变成的善意的提醒，如果你拒绝还款那么会通过某某法律途径进行催收。由此可以看出在银行不能有很好地解决违约率时，不贷款给穷人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也正因为此，银行不贷款给穷人，而传统的放贷人贷款利率又特别高，可是穷人的贷款需求并不能因此而消灭。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所以小额信贷就应然而生了。
第二个部分主要就是讲述小额信贷的产生，以及新兴的小额信贷和传统的放贷人有什么区别。在穷人获得贷款的难度很大或者是贷款需要付出的代价比较高时，小额信贷或许会成为穷人贷款的主要途径。与传统的放贷人相比，小额贷款同样需要对借款人进行紧密的监督，但是方式会有所不同，小额信贷更加倾向于一个小组进行借款，小组的成员之间通过不断地通过会面交流来对彼此进行监督，因为其中一位的失信对所有人都会有影响，这样的话也更有利于在某个借款人还不上贷款的时候，因为彼此的利益挂钩，并且大家相互了解的程度更深，其他的成员伸出援手的机率会更高一些。小额信贷的还款方式和利率也有较大的差别，传统的放贷人会根据约定的还款时间进行还款，甚至能先还了利息，有足够的钱后再把本金还上。这种还款方式几乎是在放贷人一对一的监督下进行的，贷款的成本高了，利率就更高。而小额信贷则是在借款后一个星期就要开始陆陆续续进行还款。每周通过召开固定的会议，不需要一人对一人地监督所以收回贷款的成本就降低了，利率也会低很多。根据调查发现，小额信贷的年利率大约为25%，但传统的放贷人利率是小额信贷的2～4倍。另一个区别在于催款的方式，传统的放贷人或许会用暴力恐吓以及用阉人上门来进行催款，小额信贷机构的官方政策是“永远不使用暴力威胁”，他们更乐意跑到借款人的村子里让她丢些面子。这样看起来没什么实质威胁的方法取得的效果也挺不错。文中有一个例子：海得拉巴市有一个借款人，她正努力偿还几家小额信贷公司的贷款。她说自己从没有拒绝偿还任何欠款，即使她要向自己的孩子借钱还债，或是一天不吃饭，她讨厌信贷职员跑到她家门口，在街坊邻居的面前让她难堪。
第三部分，小额信贷有效果吗？所要讲述的，就是小额信贷在普及之后，小额信贷是否会因为本身的优点而对穷人的生活起到改善的作用。扶贫协商小组认为小额信贷是能够让贫困的家庭逐渐改善，最后完成脱贫的，所以他们的使命就是推广小额信贷。与之相反的是有人认为小额信贷可能会成为“新型的高利贷”，某些政府也如此，所以在政府采取一些措施来阻止小额信贷机构每周要求还款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就是在借款人没有压力之后的违约，导致了小额信贷机构不断受到损失。小额信贷机构对于自身能否为穷人带去一定的积极影响是模糊的，所以作者展开了调查。结果表明小额信贷的确对一部分的贫困家庭有积极作用，他们可能会开始做生意，或者说在某些不必要的花费上更加节省了一些，他们有了自己的目标，盲目消费的现象没有发生，但小额信贷也没能彻底改变他们的生活，女人在整个家庭消费的控制权上没有提高，人们开始做生意，但这部分的比例却也不是特别大，算不上一场革命。它的确是一种有用的金融产品，即使在众多质疑的声音之下，小额信贷还是得到了一席之地，成为了一个抗击贫穷的方法之一。
第四部分介绍了小额信贷在拥有了这些优点并得到普及之后，又展现出了哪些问题？尽管小额信贷的利率更低，并且能够借到钱，但是大部分的穷人并不会去选择借款然后开始做生意，甚至大多数人依然是选择了利率更高的传统放贷人。第一个原因是，标准小额信贷模式的严格规范，会让组员对彼此监督负责，所以不愿去掺和别人的事的那部分人就会选择不参加。还有就是，组员之间既然相互要负起责任来，那么自然更喜欢彼此熟悉，且会守约、稳健地进行还款的成员，那么比较陌生或者是想要冒险去做大事的人，自然地被排斥在他们的圈子之外。第二个原因，贷款之后的每个星期都要还款，所以对于那些需要用钱但是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会有钱还款的人来说，还款更加自由的传统放贷人才是更合适的选择。小额信贷缺乏足够的灵活性。这也导致了，选择小额信贷的用户即便是做生意，也只能选择那些马上就能获得收益、能够快速回本的生意，例如倒卖纱丽服，而不是选择未来能赚更多钱的缝纫机。因为小额信贷信奉的零违约也导致了对借款人更加严格的要求。一家小额信贷机构允许一组随机选择的客户在得到贷款后的两个月开始还款。和传统的还款方式客户进行对比，满意度提升了，但这个小额信贷机构最后还是选择了传统的还款方式，因为新贷款小组的违约率提高了。最为致命的是他们通过固定还款和定期会面的方式似乎建立起了一种社会契约。但是这种社会契约却也不够稳定，还款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大家都还了款，二是还了款之后能够得到新的贷款。也就出现了后面的情况，在别人散播了蕾迪的公司没有了未来，她自己也会跑路的谣言时，这种社会契约就非常不可靠了，因为看到别人停止了还款，所以自己也应该停止，并且在得知小额信贷公司没有了未来时，就意味着即便自己按照约定还了款，也不能再得到新的贷款了，所以还款就不是必要的。所以这种社会契约是极其不稳定的，在发生了变故时，小额信贷公司一旦不能收回贷款，面临的可能就是倒闭。所以小额信贷机构不愿为借款者提供更加灵活的还款选择，因为这些机构要保持还款的绝对稳定。还款规则的严格，也导致了，对于许多想要扩大规模的企业来说，小额信贷是不合适的，原因是扩大企业并不能在短时间就能抽出资金进行还款，二是小额信贷相比之下更加愿意企业家安全交易，扩大企业有风险，和他们稳健的理念不相符。我听一些负责电话催债的人提过，在他们遇到不还款的客户时，最后的解决方式就是通过给他们承诺减去违约金和一些利息，然后劝说他进行还款，这也就说明，相比更高的利息，其实这些小额信贷机构更注重的是能够把本金收回来，所以对于借款人安稳生活和发展并且按时进行还款是他们非常乐意见到的。
第五个部分较大公司怎样集资。讲述的是在小额信贷不能成为那些想要扩大企业规模的公司来说，不是一个最佳的选择，但同时，对于银行而言，他们的规模却又不够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如何才能获得资金。作者举了中国商人苗磊的事例，苗磊首先要自己垫付资金，在把项目完成之后才能够拥有资金，但对于白手起家的他来说，垫付一大笔资金是不现实的，因为他没有资产作为抵押到银行进行贷款，所以他参加另一个项目的竞标，中了标后用得到的预付款来进行第一个项目，再用第一个项目的利润来完成第二个项目。这无疑是一个完美的经营模式，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同时获得两份的项目来完美进行资金的周转的。但是对于大多数白手起家的企业或者想要扩大规模的企业而言，得到贷款才是最实际的集资方法，但是得到贷款的难度却又很高。就算像印浮瑟斯公司，它是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之一，即便其创始人拉彦·摩尔西和南丹·奈尔肯尼等人拥有了高学历背景，依然得不到银行的贷款。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规定让银行给这些企业贷款，可趋势却是逐渐消除这种强制性贷款。因为银行在抱怨，给这些公司贷款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并不是每一次的白手起家或者企业扩大规模都能成功的。虽然这些贷款的回报率很高，但所承担的风险也是正比，然而这些银行和贷款机构更愿意稳健地经营。所以要通过小额信贷来解决中小公司贷款难的问题，似乎是行不通的，小额信贷给穷人贷款，给穷人的生活带来一定的改变，并发展成为一定的规模，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了，并且小额信贷的目标也并不是通过给穷人贷款从而使他们都成为大企业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解决给中小企业贷款将是主要的问题。
这一章节中，作者指出穷人之所以会穷下去，原因之一便是穷人想要得到资金来进行发展是比较困难的，小额信贷的产生对于需要资金来作为发展资本的穷人来说是福音，但小额信贷的局限同样也限制它被更广泛地使用，它可以作为脱贫的方法之一，但绝对不会是关键手段。在中国，近几年来网络的普及，是给小额信贷的宣传和普及带来了更先进、更快、也更有效的方式，这的确有利于一部分人的需要，但在发展中，由于对小额信贷的管控力度不够，所以也催生了许多的套路贷、隐形的高利贷。这种情况下它不仅不是脱贫的方法，而是成为贫穷的另一大罪魁祸首。所以国家和政府也对小额信贷开始整改和引导，对于需要贷款进行发展的穷人来说，小额信贷不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在中国穷人同样可以贷款。年，脱贫攻坚战到达了尾声，或许贫困人口有了众多的福利之后，比如医疗条件得到改善、就业等等问题也逐渐得到解决，对贷款的需求就没有之前那样大了，他们的现状就好像是拥有了馒头，尽管不那么好吃但也能管饱，就像作者所说，发展中国家将要面临的问题是中小企业如何集资，每年都会有中小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倒闭，特别是这段疫情，可以说是许多企业的噩梦。尽管国家制定了许多扶持中小企业的政策，但就如作者所说，银行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并不是很乐意，因为要承担较大的风险，因此中小企业的融资依然有许多困难，渠道也仍然不够丰富。书中提到了穷人和小额信贷机构之前通过好印象，之后的逐渐信任来取得长期的合作，在中国，逐渐建立的信用评级制度，让你的信用也变成了财富，这也算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的方法之一，通过信用评级，银行和借款人有了相互的信任，那么得到贷款的机率也会更大。
五、程哲奥同学的主题发言
程哲奥同学讲解的内容是本书的第七章《贷款给穷人》。在这一章中作者主要围绕着穷人的信贷问题展开了论述。整章给她的感觉都是穷人借贷是很困难的。
首先作者通过列举了水果蔬菜摊贩商的例子，引出了民间小额信贷机构。被誉为“现代小额信贷之父”的默罕默德·尤努斯和创建斯潘达纳公司的蕾迪都认为：银行不愿意与穷人接触。很多意图牟利的放债人和生意人都想抓住这个机会，像借款人收取高额利息。在这种背景下，小额信贷成为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任何人只要不以搜刮穷人为目的，都可以进入这一市场。这也是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壮大的原因。按照理论来说有了小额信贷机构的进入，穷人可以比较轻易的摆脱贫困，可是文章又说到了这一简单的情况也可能会出问题。比如陈耐市有许多的小额信贷机构，但陈耐市的许多人并不会找这些机构借钱。从而提出了疑问是他们放弃了摆脱贫困的机会，还是小额信贷机构并非我们听说的那样神奇？
下一个小结讲的是贷款给穷人。穷人是很少找正规的信贷机构借钱的。他们借款的主要渠道是放债人，其次是朋友或邻居，再次是家人，最后才是银行等正规信贷机构。从非正规渠道借钱支付的利息一般都比较高。通过对借款渠道和借款利息的分析，得到了以下结论。一、贫穷程度越低的人，对非正规渠道的依赖性越小，对正式贷款渠道的依赖性就越大，因为正规渠道更廉价。二、与不太贫穷的人相比，穷人向非正规渠道支付的利息一般会更高。这看起来非常不符合常理。为什么穷人本身就没钱还要支付更多的利息去贷款呢。虽然感觉不太合理，却也蕴含着经济学的道理。为什么会有人需要支付高利率。标准的解释是，他们的违约率更高。在这里就可以举一个例子，假如我是放贷人。我将一大笔钱分别借给了10个人，他们如果能够如约还本付息，我不会受到损失，还能达到收入预期，我就不用给一个苛刻的利息给借款人。但是如果找我借款的十个人有五个人不还钱，那我就受到了极大的损失，我就需要将损失分摊到另外五个人的利息上，自然利率也就提高了。令人奇怪的是相比于政府支持的银行贷款计划，非正式贷款违约率并不高。但是这种低违约率需要贷方付出很大的努力。为了避免故意违约全世界的贷方都会去收取预付定金。有时还会附加担保。这就意味着借贷人所做的担保越大，贷方发放的贷款就会越多。这只能说明更穷的借款人所能得到的贷款越少还不能解释穷人为什么要支付这么高的利息，为什么银行要拒绝给他们贷款。为了收回贷款贷方需要尽可能多的了解借款人的信息，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是需要很多时间的，时间就是金钱。不论银行贷款多少钱出去，是一个亿还是一百块，都需要统计同等量的信息。这样比较起来贷款出去一个亿得到的回报更多，收集信息所花费的钱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故而贷款额越少，作为贷款一部分的监督费用就会越高，而由于这部分费用要由收回的利息来抵消，利率就会变得更高。经济学家发现的乘数效应会加剧这种情况。贷方所承担的风险越来越大导致利率飞涨。或者现实中常常发生的情况是，贷方或许决定，贷款给穷人并不可行：他们的贷款额太少，不值得一贷。因此穷人大多会向他们熟悉的人借款，因为这些贷款的人不需要花许多的时间去监督。所以贷款会相对便宜。除了熟人借贷，在20世纪年代，在印度加尔各答市，很多放债人都是阿富汗的高个子男人。为什么当地人不去开展这些贷款业务呢？最有可能的答案是阿富汗人以凶残无情著称。找他们借钱的人本身就受到了震慑。借款人收回贷款也比较容易，监督的实施也比较的方便。这也可以解释银行为什么不贷款给那些穷人。银行职员不认识大多数的贷款人，银行职员也没有凶悍的外表，没有古老的故事，他们去监督贷款人会非常的困难。在加上银行遇到不还欠款的情况是只能诉诸法院。而打官司又费时又费力，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财产还有可能贬值，所以银行就更不愿意借钱给穷人了。
下一小节是对于一个大计划的小见解，就是作者对于小额信贷业务的见解。人们将小额信贷描述的像是希腊神话中的双头怪物——兼具营利使命和社会使命。小额信贷机构是比较讨厌与高利贷等此联系的。小额信贷机构和传统放债人基本相同，都会运用各种社会关系来对拒不还款的人施压，但是他们的官方政策是不使用暴力威胁。他们最大程度的使用羞辱的力量。小额信贷机构和传统放债人的明显区别在于行事更为谨慎。小额信贷机构一般对于还款时间和还款方式做了一些规定。按照时间的还款方式贷款负责人去找每个小组的借款人。他们的效率大大提高。各种先进的管理方式又有助于降低贷款的管理费用。这部分费用因为数乘效应的增长，而导致贷款给穷人变得十分昂贵，当做这一部分管理费用降低，穷人们也能比较便宜的贷款。因此小额信贷计划已经作为最显著的扶贫政策之一。
小额信贷有效果吗？对于小额信贷的支持者而言，小额信贷意味着改变人们的生活，小额信贷能在普及初级教育，减少儿童死亡率和加强女性健康方面起到作用。但小额信贷的反对者和一些政府都会担心小额信贷或许会成为新型高利贷。比如安德拉邦政府就曾经因57位农民的自杀责怪SKS。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阻止小额信贷机构每周收回贷款，这使得借款人不需要着急还钱了，贷款负责人只能坐等，损失不断上升。小额信贷机构缺乏自我辩护的有力证明。主要原因是他们一直不愿意收集有力的证据来证实其影响力。他们认为只要客户提出更多的要求，小额信贷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有好处的。并且小额信贷机构的运营资金充足，并不依赖于慷慨大方的捐款人因此没必要对其自身的优点进行评估。当作者参与小额信贷机构的评估之后。他发现在斯潘达纳公司开始贷款的15到18个月左右，小额信贷开始发挥明显作用。也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出现了盲目消费的情况。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在有些家庭中，他们花的钱更少了，对自己的目标有了更好的了解。作者对这个结果感到很欣慰，看上去小额信贷的主要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小额信贷已经赢得了自身的一席之地，成为抗击贫穷得到关键手段之一。
在下一小结是小额信贷的局限性。在海德拉巴市出现了令人不解的情况，几家小额贷款机构的出现没有办法改变人们的贷款习惯，只有四分之一的家庭会找他们借钱，还有半数的家庭任然以更高的利率找放债人贷款。他们几乎不会为小额信贷机构的出现而改变主意。这种令人不解的情况或许与小额信贷的严格规定及其施加给客户的时间成本有关。标准小额信贷模式的严格和规范意味着，一个小组里的成员都需要对对方负责。有一些害怕麻烦的人就不愿意去趟这一趟浑水。另一方面一个小组中的成员都更愿意吸收自己熟知的人。并且贷款支出一周后开始每周还贷对于有些急需用钱的人来说不太现实。因为他们也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够开始还债。同时小额信贷机构的严格规定还会影响人们去选择一些赚钱相对较慢的项目。因为他们每周都需要有钱去还款。总而言之，小额信贷机构对于零违约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