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率帅，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李良品，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民族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史。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改土归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9ZDA)、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博士自由探索项目(项目号:TS)阶段性成果。
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作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重要聚居区，其“边地”的文化属性具有典型的征候意义。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等长时段纵向讨论该地区的“边地”内涵，借由“边地”相关理论并围绕这一地区的“边地”历史、“一体化”进程与策略、“一体化”格局与状态等方面探究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能为“各民族共创中华”等主题提供参考，从而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各民族诞生、发展、交融以及共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从“自为”“自在”实体走向“自立自强”实体并且凝聚力、向心力日益增强的历史。
乌江流域；边地；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确立为新时代的总体任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命题成为国人的共同认知和使命。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下的各民族发展成为“复兴”内涵的关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复兴。只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各民族的发展，各民族发展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核心内容。而民族融合问题又是各民族发展的重要前提，基于高度认同与融合的“中华民族”更有利于实现伟大复兴。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从个案入手选择次级区域的族群进行探究将有助于论证这一命题，这是将具有典型征候意义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作为研究对象的初衷。
作为一个包含近五十个少数民族、横跨云贵鄂渝四省一市的多民族聚居区域，“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多样性和独特性特征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宏观研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作为我们国家西南地区的组成部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从“边地”到“一体”既是自身历史运行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一体化”的优秀范例。目前涉及乌江流域各民族的研究专著如余若瑔的《且兰考》、侯绍庄的《贵州民族关系史》、李良品等的《乌江流域民族史》，以及华西的《贵州少数民族史上若干问题的讨论》(、)、彭福荣的《隋唐五代时期的乌江流域各民族与中央王朝之经略》()等专著、论文十分丰富，然而这些专家学者研究乌江流域各民族主要集中在民族关系、民族间信任和谐、少数民族移民、民族历史文化等方面，关于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则很少涉猎。鉴于此，本文拟从乌江流域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运用“边地”理论探讨该地区各民族“一体化”的历史进程、格局状态等，以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相关研究。
一、“边地”的历史存在与演变
讨论乌江流域各民族从“边地”到“一体”的融入过程，首先要思考的是该地区何时、以何种形式被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内。认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边地”历史演变过程和内涵，厘清历代以来该地区与中原王朝的复杂关系有助于解答这个问题。
历史上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经历了从“异域”到“旧疆”的过程。其“异域”属性体现在政治、文化制度、军事力量等几个方面:政治上，该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诸多不同于中原王朝的体系。自先秦以来乌江流域各民族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从先秦至汉晋南北朝时的巴国、夜郎、鳖国、牂牁、句町，及后来演变为“南中大姓”的“君长”数十；到隋唐五代宋时的数十个羁縻州，及罗氏、罗甸、乌撒等“藩国”；再到元明清时的按个体实力大小以定尊卑，并分别被授予宣慰、宣抚、安抚、长官及蛮夷长官等职的土司数以百计。制度上，该地区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许多颇具特色的地方社会文化制度，如当地彝族有“则溪制度”、“十二营制度”，苗族有“九股制度”、“鼓社制度”，瑶族有“油锅制度”、“石牌制度”、“瑶老制度”，布依族有“六马制度”、“八番制度”、“亭目制度”等等。军事上，历史上的乌江流域属于多民族聚居之地，主要由苗族、彝族、土家族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组成，比较著名的酉阳、石砫、播州、水西和水东土司拥有强大的地方武装力量，且在历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往往兵农一体，实施地方社会控制，且在国家统治和治理方面发挥作用，甚至逐渐成为国家军事力量的组成部分。以明代为例，无论是明万历年间播州土司杨应龙发动的对明王朝不利的“播州之乱”，还是发生在明末天启年间为了维护国家统治和稳定，石柱土司秦良玉的“北上勤王”之举，都反映出在一定时期内作为土司地方政权所拥有的军事力量。
面对这样的“异域”，历代中央王朝采取了不同的制度予以应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西汉以降，因朝廷初平西南夷，即迅速设立越巂、牂牁、益州等六郡。东汉以继，因流域中的哀牢夷内附，王朝又以其地为基建立了永昌郡。至魏晋南北朝，虽因当时的中原内乱，致使各个民族互不统属，再陷混乱。但在历经了唐宋的羁縻推动之后，又再次达到了局部统一。特别是唐朝实行的以“以夷治夷”、“以夷制夷”和“以夷攻夷”为核心的“羁縻制”，由此衍生出在元明清时期实行的“土司制度”，以及后来进一步推动民族融合的“改土归流”等政策，对乌江流域民族地区融入中华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元代以来的“土司制度”将乌江流域正式纳入国家统一治理，这也预示着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由过去的“异域”转入“旧疆”，但政治意义上的“旧疆”并非意味着“一体化”的真正完成。因为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在突破“边疆”的版图意义后，陷入了另一种“边地”的境遇。这种境遇导致了作为地方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与历代中央王朝呈现出微妙复杂的民族关系，具体表现为“旧疆”的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在“一体化”中表现出某种明显的“滞后性”。
简要地分析乌江流域各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布情况，就会对此特征有所理解。沿着乌江流域水系展开观察，流域中的土家族主要分布在今沿河、思南、印江、德江、酉阳、黔江、石柱、咸丰、利川、恩施等地；苗族主要分布在今松桃、秀山、彭水、恩施等市县及镇宁、关岭、威宁等自治县；彝族主要分布在今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及黔西南州北部；仡佬族主要分布在今务川、道真等自治县及黔西北部分地区；布依族主要分布在今安顺、贵阳等地区；而其他民族以交错分布的形式散落于乌江流域。以上诸如土家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都实施过很长时间的土司制度，随着“改土归流”的不断推进，这些地区在疆域版图内不再是传统意义的“边疆”，而逐渐成为西南腹地的重要部分。然而长期以来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特别是上述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国家整体布局上却一直处于“待发展”的状态，本身与主流政治文化中心距离较远，相应地“一体化”进程也就表现出“滞后”特征，是名副其实的“边地”。因此，乌江流域很多地区和民族成为需要“扶贫”的对象。
“边地”大多处于少数民族聚集的偏远地带，其自然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如中国历史上的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等。“边地”是以政治、经济和文化为指标并经过比较而产生，其参照对象往往是中原王朝的儒家文化和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因此，“边地”通常带有“落后”“野蛮”“荒凉”的标签。又因为“边地”系统内部蕴含一套可以自行流转的体系，从而形成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文化空间，它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中国”的“现代性”差异，“边地”往往是弱势的那一方。就现代中国来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无疑是以北京和上海等城市为核心的区域群，历史上则多以中央王朝的首都为主。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将“边地”视为“落后”和“待开发”的对象，从而试图对其进行改造，其目的是跟上“现代性”的步伐。然而在本质上，传统“现代性”是西方工业革命和“印刷文明”的产物，无论中国如何“现代化”，都难以脱离西方的窠臼，最终仍然不能构建一种具有“中国经验”的模式。况且“现代性”往往是针对和解释过去那些“中心中国”的区域，对于“边地中国”则显得鞭长莫及。于是一方面为重寻“中国经验”的模式以期实现“文化自信”，另一方面鉴于“现代性”对部分“中国”的失效，学界逐渐形成了一种谓之“边地中国”的视野。恰如段从学所言，“边地中国”就“现代中国”而言，指的是相对于上海为中心的“口岸中国”和“京畿”地带为主的“中心中国”而存在的边缘地带，其“现代性问题”具有其独特性。从民族一体化来讲，则涵盖了民族融合和民族现代性等多种问题，当我们从“边地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传统中国”的边缘地带，在现代性问题上表现得更为复杂，因为这既不能表现为以近代上海为中心的“口岸中国”遭受到的“冲击——回应”模式，而是呈现出一种“边地中国”与“口岸中国”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滞后性。同样也不能在以传统京畿地带为依托的“中心中国”实现自身的现代转型，即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模式里得到合理解释。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在很多时候仅只是针对“中心中国”而言，这源于“边地中国”的非主流地位，因此自身创造性转型谈论的只是“传统中国”中心地带的问题，而没有也不可能对“边地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阐释。乌江流域就属于“边地中国”的一部分，“边地中国”的“一体化”不仅涉及寻求自身的现代转型，更关乎诸多民族地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乃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由此涉及到的“去边”与“一体”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
清晰地认识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边地”属性，能在融入“一体”问题上给予重视。作为文化意义的“边地”和政治版图实体概念的“边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大部分的“边疆”概念是就时代政治版图而言的，“边地”从地域上看很多时候与“边疆”有所重叠，“边”的内涵似乎也可以视为统一疆域界限的表征，但“边地”更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