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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的朋友可以去 湖会：孝宗时，发行“直便会子”七百万贯，在湖北行使，分五会子百、一贯两种。后通行范围扩大到京西和广南。
东南会子以铜钱为本位，川引、淮交、湖会等都以铁钱为本位。
官府发行纸币，主要目的在于弥补财政上的亏空，并不完全出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同时也没有具备足够的铜钱和铁钱作为本钱。越往后，官府越是依靠发行纸币来维持财政。理宗时，财用缺乏，府库空竭，设“撩纸局”（撩音聊liāo），夜以继日地增印纸币。东南会子，一一七四年到一一八九年，发行二千四百万贯。一二○五年到一二○七年，增加到一亿四千万贯。一二三二年，达三亿二千九百万贯。一二四六年，竟达六亿五千万贯。
庞大数额的纸币不断投入流通领域。每界会子、交子流通期限不断延长，官府又不备本钱，“子母不足以相权”，就成为不兑现的纸币，造成会价下跌，通货膨胀。一二一○年，东南会子第十三界每贯尚值铜钱三、四百文，一二四○年，第十七界会子只值铜钱五十文，第十八界会子值铜钱二百五十文。农民、工匠、小商人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王迈《臞轩集》（臞音渠qú）说，纸币发行过多，造成数“病”，一是农村憔悴，脂膏枯竭，农民告贷无门；二是关卡苛急，征税不止，大城市商店白天闭门；三是百工技巧，转辗工作，为工值低廉所困，无以为生。滥印滥发纸币，使南宋经济日益陷于崩溃。
（二）土地兼并和封建剥削的加强
农民群众的辛勤劳动，使南宋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地主阶级无限止地兼并土地，剥夺农民。南宋王朝也不断增添各种名目的赋税，来榨取农民的膏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了。
一、土地兼并的加剧
北宋初年，一般大地主占田几十顷，如果占有田地数百顷，已是少见的现象。仁宗时，官员占田限三十顷，反映出实际状况超过了此数。北宋末年，朱勔每年收租十万石。朱勔死时，抄没全家田产，到达三十万亩。朱勔是有名的广置田产的贪官。收租十万石，在当时是骇人听闻的。
但是，宋朝南迁后，皇帝、贵族、文宫、武将、地主、商人掀起了兼并土地的狂潮。大地主收租十万已不再是罕见的现象。溧水县石臼、固城湖中有圩田约十万亩，绵亘八十四里，号永丰圩。起初是官府所有，百姓承佃。后来宋朝把永丰圩赐给蔡京，又赐给韩世忠，以后又给秦桧。他们一次得赐田即多达十万亩，想见占地数量的庞大。秦桧在金陵“田业甚富”，见于记载的有永宁庄、荆山庄等等。秦桧的后人，据说“家道”“衰落”，“生产亦薄”，但每年还有租米十万石的剥削收入。
秦桧一党的武将张俊，喜殖田产，罢将家居后，每年仍收入租米六十万斛。如以一般田租每亩不足一斛计算，即占田六、七十万亩。一一五一年，高宗到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进奉上等酒食果子等共几百种。又进献多种宝器，内有金器一千两，珠子六万九千余颗，玛瑙碗二十件，各种精细玉器四十余件，绫罗锦绵等一千匹，另有名贵的古玩书画多种。家居收租的张俊，豪华奢侈，超过了北宋以至唐朝的贵族。秦桧、张俊等官僚，都占有几十万亩良田，他们在政治上主张投降妥协，苟安江南，正是反映了那些兼并了大片土地的大地主们的利益。
宋朝地主阶级兼并成风，在政治上主张革新、主张抗战的官员，也都占有大批田产。王安石晚年在江宁府半山买田。王安石子王雱妇萧氏，捨给半山报宁寺的庄田，即有一千亩。韩侂胄被害后，朝廷没收韩侂胄、陈自强、苏师旦及其他主战官员的田产归宫，每年共收租米七十多万斛。南宋抗金将领中，占田最少的是岳飞。岳飞被害后，被没收的家产有田地一千多亩。这和投降派张俊占田六、七十万亩相比，自然是为数甚少。但广大农民，贫无立锥之地。岳飞占有田地千亩，也还是不算小的地主。这里也反映出，南宋官员兼并土地已是多么普遍。
南迁的皇室、贵族、官僚、将领等等所谓“权贵之家”，依仗权势，掠夺田地，是南宋土地兼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南方的地主，也和官府通同作弊，乘战乱中土地簿籍丧失，抢占农民的田地。广大农民在南方新开辟了大量的水利田，绍兴府的鉴湖周围的农民，开辟湖田两千三百多顷，都被“奸民豪族”公然强占。淮南驻防的军士开垦荒地耕作，也往往被将领们占作私人的庄田。权贵之家和大地主们“夺人之田，以为己物”，土地兼并越来越剧烈，到理宗统治时，发展到了高峰。一二三四年（理宗端平元年），刘克庄在奏札中说：“至于吞噬（音是sh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次年，御史台又指出：“权贵之夺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这些数字，当然都是大略的估计，但的确是宋朝开辟（建国）以来所未有。从宋初，地主占田不过几十顷即几千亩，到理宗时占田百万亩，这两个大略估计的数字，显示出宋朝建国二百五十多年来，特别是南迁后的一百多年来，土地兼并的发展过程，也显示出理宗时豪强掠夺土地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一二四六年，御史谢方叔对理宗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弱之肉，强之食，兼并寖盛（寖音近jìn），民无以遂其生”。谢方叔的话，多少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景。地主对农民，弱肉强食，土地兼并的另一面，就是广大农民遭受残酷的剥夺，无法活下去。
北宋朝廷直接控制的官田，只有根少的数量。据一一七四年的纪录，南宋的官田，包括职田、学田、户绝田、荒田等在内，总共有两千万亩。这个数字相当北宋官田的三倍，但在大地主一户可占田百万亩的情况下，官田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一二四八年，理宗命同签书枢密院事史宅之设立田事所，在浙西路括“公田”。州县乡镇设局，检括圩田、湖荡田等作“公田”即官田。括田也涉及到户绝田和废弃寺庙的田产。理宗、史宅之企图用这样的办法来扩大官田，同兼并土地的大地主作竞争。但田事所随即遭到浙西一路地主们的反对，没有多久即行停罢。大地主兼并土地，依然继续。
二、佃客的人身束缚
大地主在兼并大片土地的同时，也必然要加强对广大佃客的控制和剥削。南宋时，佃客遭受的人身束缚在逐渐加强。随着南方经济的发展，农民阶级承受着越来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宋朝建国前，南方各割据国里，地主和佃客的剥削关系发展程度不同。佃客的人身束缚，即所谓人身依附关系，各个地区也存在着一些形式上的差异。宋朝建国后，这种差异性仍然在不同的地区显现出来。总的来说，在南宋统治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佃客的人身束缚在不断加深。
仁宗时，颁布“皇祐法”，禁止夔州路施、黔二州的佃客逃移。一一八四年（孝宗淳熙十一年），南宋把“皇祐法”的通行范围扩大到忠、万、归等州，即扩大到整个夔州路，并规定：（一）凡在一一八一年（淳熙八年）以前逃移他乡三年以上者，承认既成事实；以后逃移及逃移不到三年者，包括家属，“一并追归旧主”。此后，严禁逃移。（二）地主不得“强般（搬）佃客”，即不准抢夺佃户。
一二○五年（宁宗开禧元年），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说：“本路施、黔等州界分荒远，绵亘山谷，地旷人稀，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所以“富豪之家争地客，诱说客户，或带领徒众，举室般徙。”可见地主之间招诱抢夺佃客的现象仍在发展。范荪建议对“皇祐法”再加校定，以缓和地主之间对佃客的争夺。范荪校定后的“新法”是：（一）地主只能役使佃客本人，不得强迫佃客的家属充役；（二）典卖田宅的人，不得向买主租种原有的土地充当客户。买主也不得强迫典卖田宅的人充当雇工或奴仆；（三）借贷钱物，只凭文约交还，债主不得强迫债户为地客；（四）客户身死，妻子愿意改嫁的，“听其自便”，客户的女儿也可以“自行聘嫁”。
范荪的“新法”，从条文上看，似乎是企图对地主的权力稍加限制，但也从反面说明：当时夔州路的地主，可以强迫役使佃客家属，强迫典卖田地和欠债的人作佃客，以至干预佃客麦女的婚嫁。这种对佃客的人身束缚，当是夔州路普遍存在的现实。
江南、两淮、两浙、福建、广南、荆湖等路，佃客的人身束缚也在逐步强化。
淮南路在南宋初战乱之后，劳动力缺乏，地主们激烈争夺佃客。地主利用“契券”，剥夺佃客自由移动的权利。如果佃客随意起移，封建官府认为“无故逃窜”，地主依据契券便可以“经所属自陈收捕，所在州县不得容隐”。孝宗时，朱熹还向朝廷建议：凡是外乡迁来的佃客，如果私自搬走回乡，地主可向所属州县诉理，官府追捕，判罪以后，仍发落交还。这样，不仅本乡佃客，连外乡迁来的佃客也不准再迁移了。
荆湖等路，在高宗绍兴年间，地主可以随同土地的买卖而转移让渡佃客。地主在田契上写明佃客的姓名，在买卖土地时，佃客无权退佃，作为买主的地主则可以强迫他们依旧承佃纳租。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南宋官府曾采纳庄绰（音超chāo）的建议，规定：民间典卖田地，不得私自把佃户名姓写在契约上，随契约分付；买主不得强迫原佃户耕佃。如果违反，准许上诉，定罪。这一规定在实行中，遭到荆湖等路地主的普遍反对。据说这使他们之间争夺客户的官司，打了十年还没有解决，永远查不清。
南宋末年，佃客的身分地位越来越低。如湖北峡州的地主，已不再把佃客写在田契上随同土地让渡给买主，而进一步象买卖奴隶那样，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有的地主，变换手法，将荒远的小块土地连同佃客，立两张契约，在公开的假契上说这些佃客是“随田佃客”，在私下的真契上就直接说是“佃户典卖”。
荆湖北路荆门军等地区还有一种“随主佃客”。即使地主犯罪，田地被官府没收，种田的佃客也还要随地主到别处去。随主佃客是被地主当做财产来看待的。因此，象《宋会要稿·屯田杂录》记载的，有些地主有权把佃客跟土地、耕牛、农具、船屋等生产资料一起当做礼物来送人。这种佃客和农奴差不多了。
南宋时期还出现了比佃客身分更低、遭受压榨更为严重的佃仆。北宋时已开始有佃仆的名称。到南宋时，浙东、浙西、江东、淮西和福建等路，佃仆制度逐渐盛行。
佃仆除向地主交租外，还要负担繁重的劳役。劳役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南宋的记录，地主可以在半夜三更呼集佃仆，叫他们扛抬物品；地主外出，指派佃仆随身服侍；地主还可叫佃仆为他们修房盖屋，每天上山砍柴，搬运柴禾，看守坟墓，修治河道，等等。有些地主还强迫佃仆充当抵抗“盗贼”的地主武装，有些地主强使佃仆和仇人械斗，甚至死于非命。农民一旦沦为佃仆，就要子孙世袭，永远不得逃脱。佃仆是佃客中最为低下的阶层。
北宋初，地主打死佃客，还没有特殊的法律规定。到哲宗元祐（一作神宗元丰）时，才明确规定：地主打死佃客，减罪一等，发配到邻州。一一三一年（高宗绍兴元年），南宋官府规定再减罪一等，改为发配本州。这实际上是把佃客的法律地位连续下降了。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佃客因此“人命寖轻，富人敢于专杀”。佃客连最起码的生命权利也失去了保障。一一九○年（光宗绍熙元年），南宋又规定佃客不能控告地主。这就是说，佃客只能听从地主任意宰割奴役，连控诉的权利也没有了。
南宋王朝把地主对佃客的奴役，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各地官员，在处理有关案件时，利用司法的手段，来保护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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