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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时尚：从门第到甲第
关于隋唐时期的建筑，傅熹年先生做过精深研究。如果要了解一般的唐朝人住宅，看傅先生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隋唐卷）就够了。如果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看唐朝人住宅观念的演变，最典型的莫过于甲第。唐朝的甲第，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豪宅。了解古代历史的人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门第观念最为兴盛，男女婚姻一定要门当户对。譬如，太原王氏嫁娶，在北方要找名门“崔卢李郑”，到了南方则要找望族“朱张顾陆”。魏晋南北朝时代为什么要讲门第呢？因为魏晋南北朝的住宅是不高的，所有人经过一个大家族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门。从两汉到魏晋，对一个社会而言，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进不得这扇门，就没有一切；进了这扇门，就拥有全部，所以要讲门第。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李唐皇室可能源于赵郡李氏，但早已是破落户了。唐太宗是一介武夫，出身并非高门大族，所以极其反对门第。受此影响，唐朝前期社会观念开始转变，由讲门第转为讲甲第，看谁家的楼高，谁家的宅子大。一直到武则天时期，科举兴起，才打破门第观念。
唐人所撰《初学记》载：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这种“第”为什么说“不由里门”呢？前面讲到，唐朝长安城有个坊，一个坊有敦煌城那么大。一个坊一般有四个门，若正对皇宫，则北面不开坊门，坊内住户进出必由坊门。如果不必经过坊门就可以出入，那这就是甲第——打破坊墙，径自设门，一般只有三品以上的大官才有这种资格。接着又讲“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唐朝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只有爵位到了侯一级的人，才能够建造独设坊门的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是说不靠坊墙盖的宅子是不能称第的。一些唐朝皇子的宅子就是第，一个宅子就占一个坊或者半个坊。比如，现在西安火车站周边一带是原来睿宗的宅子，就独占一个坊，面积比北京大学的校园还大。
唐朝《营缮令》规定：其士庶公私第宅，皆不得起楼阁，临视人家。”实际上，唐朝王公贵族往往无视禁令，照样起高楼。比如“李晦毁楼”的故事，虽然是表扬李晦，实际上反映出唐朝王公贵族大量起高楼的现象。高宗时期，许敬宗因赞成废王皇后立武后，而崇极一时，官至中书令，成为新兴贵族。他的宅第位于长安城城东的永嘉坊，史书记载其“营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诸妓走马其上，纵酒奏乐自娱”。不仅建高楼，还造连楼，楼和楼之间有道路相通，可谓奢华逾制。唐朝实行封闭的坊里制，到了晚上就关闭坊门，街道宵禁。但是新兴进士群体不以为意，为了便于夜晚活动，就在坊和坊之间的街道上建起连廊。中宗上台之后，皇后韦氏也想效仿武则天称帝，所以她的两个女儿安乐公主和长宁公主都非常跋扈，而长宁公主是一个典型的追求甲第的人。长宁公主的宅第在崇仁坊，营造之初，就把高士廉的宅子和左金吾卫的营房拆了，用拆下来的上等木料建成了三重楼。唐朝木建筑建构中，三重楼是相当大的规制。宅第所在的崇仁坊也是唐朝最热闹的一个坊，西边挨着太极宫，门口是进士放榜的地方，所以考进士的举子大多住在崇仁坊，方便夜里去看榜；东南边是东市，商品琳琅满目，买东西非常方便；南边是唐朝的reddistrict（红灯区）——平安坊。崇仁坊又是唐朝各地进奏院所在地，进奏院相当于现在的驻京办事处，各种消息汇集于此，人员往来十分频繁。崇仁坊还是唐朝长安城唱戏等文娱活动最集中的地方，自然热闹非凡。
谈到唐朝人的住宅观念，最有代表性的记载是韦述的《两京新记》中的一段话：朱雀门街东安仁坊“东南隅，赠尚书左仆射刘延景宅。坊西南，汝州刺史王昕宅。注：延景即宁王宪之外祖，昕即薛王业之舅，皆是亲王外家。甲第并列，京城美之”。“甲第并列，京城美之”这句话延伸开来，足够写一篇大文章了，为什么呢？这反映的是唐朝社会风尚已经从门第转到甲第，甲第已经变成长安城的一种时尚观念。“京城美之”，家有甲第，京城人才会称赞。韦述为什么说刘延景家和王昕家是亲王外家？
睿宗肃明皇后是刘延景女儿，而刘延景就是上面提到的赠尚书左仆射，等于是睿宗的老丈人。刘延景的母亲是平寿县主，出身皇室，丈夫叫刘德威。刘德威的一个兄弟叫刘德敏，女儿嫁给了裴炎。裴炎是高宗时期的宰相，因坚决反对武则天登基而被杖杀，侄子裴伷也因此受到牵连，被发配边疆。刘德敏和刘德威的父亲就是刘子将。最近我发表的一篇文章（《贞观年间的丝路往来与敦煌翟家窟画样的来历》，《敦煌研究》，年第1期）就提到了刘德敏，他是贞观时期的沙州刺史，最有可能在这一时期把长安的画卷像《历代帝王图》带到了敦煌。在系谱另一半，我们可以看到：肃明皇后生宁王李宪，也就是玄宗的大哥，史称“让皇帝”。睿宗德妃王氏是王美畅的女儿，生下薛王李业之后去世了。睿宗当时还是相王，就又娶了德妃的妹妹王芳媚。王芳媚的一个兄弟就是上面提到的汝州刺史王昕。所以，韦述提到的刘延景、王昕都是亲王外家是这么来的，身世相当显赫，其宅第受到时人称赞，京城美之”。关于汝州刺史王昕，又有史料记载“汝州刺史王昕，园引永安渠为池，弥亘顷亩，竹木环布，荷荇丛秀。”长安是平地上营建的新城，城市用水主要来自城中的几条水渠。从敦煌发现的《水部式》残卷来看，当时长安的城市用水有严格的规定。只有王昕这样的显贵家族才敢引永安渠的水来灌注自家的池子，其他人是没有可能做这种事的。
有关甲第的记载，唐诗中也有体现。戎昱《赠别张驸马》：
上元年中长安陌，见君朝下欲归宅。
飞龙骑马三十匹，玉勒雕鞍照初日。
数里衣香遥扑人，长衢雨歇无纤尘。
从奴斜抱敕赐锦，双双蹙出金麒麟。
天子爱婿皇后弟，独步明时负权势。
一身扈跸承殊泽，甲第朱门耸高戟。
凤凰楼上伴吹箫，鹦鹉杯中醉留客。
“甲第朱门耸高戟”描述的是甲第门前高戟耸立的情形。主人公是皇帝的爱婿皇后的弟弟，“独步明时负权势”，因此得以继承门泽，宅第门前才耸立高戟。唐朝门前立戟颇有讲究，以官品定立戟数量，有立一的，有立三的，有立五的，品级越高立戟越多。唐朝长安城有张姓三兄弟，门前皆立戟，这在长安城更是不得了的，所以是立戟的高门。
晚唐的时候，阿拉伯商人到了长安，也都惊奇于一幢幢高楼、一座座甲第。当时，阿拉伯人经由海上到达唐朝，从广府一直到长安，没有见过这样的建筑物，所以在一些史料里，哪怕是很短的一段话，他们都提到了这件事。《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了年来到长安的巴士拉商人伊本?瓦哈卜（IbnWahab），向他的同乡描绘长安朱雀大街的东面说的话：在这个区域，沿街开凿了小河，淌着潺潺流水；路旁，葱茏的树木整然有序，一幢幢邸宅鳞次栉比。”潺潺的流水，葱郁的树木，鳞次栉比的甲第，构成了外国人眼中的长安城市的符号和象征。
晚唐以后，特别是唐末黄巢之乱，长安城遭到毁灭，一些大宅第也纷纷迁往洛阳。如今，我们已经看不到长安城的地上建筑，只能在长安墓葬，像懿德太子墓的壁画里看到一些宫阙图像。但是，真正能够反映长安城面貌的是敦煌壁画。所以梁思成先生最初研究唐代建筑史，用的就是敦煌壁画。敦煌壁画，画的是佛教的世界，但是画工参照的母本是从长安传过去的画样。而长安画家所画建筑图像，实际上都是长安的城市建筑，比如这幅净土的世界。在壁画中，如果一座城画有五道门，那么这幅画画的绝对是长安城，而且画的是长安的正门。若是敦煌这样的小城市，只能画一个门拱，不可能有三个或者五个的。在唐人眼中，最好的楼一定是长安的楼，所以关于净土世界的佛教壁画里，美轮美奂的高楼一定是长安的。
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净土世界，
是长安甲第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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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时尚：市民的游玩与郊游
唐朝的长安，就像今天社会发达以后，人们都非常注重游玩。游玩是一种消费，城市必须有消费才能发展，没有消费，整个城市就停滞不动了。我研究长安，最主要的目的是考察一个中古时代的封闭城市如何演变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城市，像宋代汴梁、杭州这种类型的城市。
唐朝的长安城是被封闭在一个一个坊里，坊里又有一个一个大的宅第，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长宁公主宅。《两京新记》称：崇仁坊西南隅，长宁公主宅。既承恩，盛加雕饰，朱楼绮阁，一时胜绝。又有山池别院，山谷亏蔽，势若自然。中宗及韦庶人数游于此第，留连弥日，赋诗饮宴，上官昭容操翰于亭子柱上写之。韦氏败，公主随夫为外官。初欲出卖，木石当二千万，山池别馆仍不为数。遂奏为观，请以中宗年号为名（景龙观）。词人名士，竞入游赏。”这样的宅第，一般老百姓是进不去的。以韦氏为首的政治集团倒台以后，长宁公主也受到牵连，“随夫为外官”。这座宅第本来要出卖的，光是木料石材就值两千万，这还不包括里面的山池别馆，结果后来变成道观了。中宗上台以后，命名为景龙观。因为皇帝和百官曾经在长宁公主宅宴饮唱和，通过所作的应制诗，其他人看到了宅第里的一些情形：雕梁画栋，有山有水，有楼有阁，漂亮得不得了，但是没有人进去看过。一旦变成景龙观，成为一个公共空间，向社会开放以后，文人墨客就争相而入，到里面去游玩赏乐。苏颋应当是当时“竞入游赏”的词人名士之一，他在《景龙观送裴士曹》一诗中说到：
昔日尝闻公主第，今时变作列仙家。
池旁坐客穿丛筱，树下游人扫落花。
雨雪长疑向函谷，山泉直似到流沙。
君还洛邑分明记，此处同来阅岁华。
“昔日尝闻公主第，今时变作列仙家”就是说昔日公主的宅第如今变成了道观。王府和公主宅第变成寺院和道观，由封闭转为向社会开放，扩大了唐朝的公共空间，成为文人官僚的活动场所。一些文人官僚要通宵达旦地饮酒，唱和游玩，一般的宅子活动空间有限，也不能在大街上“游赏”，唯独可以进行的地方就是道观或者佛寺。
唐朝长安的城市空间非常大，以城中朱雀大街为界，分为街西和街东。街西住的主要是从北周长安城搬来的官人。高宗因为有风疾，也就是风湿病，要住在高处，所以在地势较高的龙首原“头部”位置修建了大明宫。20世纪80年代以前，站在大明宫遗址的台阶上可以远望整个西安城，如果大明宫还在的话，宫殿上层的视野会更开阔。现在西安城高楼林立，已经看不到城市全貌了。唐玄宗的宅第没人住之后，变成了兴庆宫，也就是今天西安交大旁边的兴庆宫公园所在的位置。其实，原来的兴庆宫比现在的兴庆宫公园要大得多。大明宫和兴庆宫建立之后，就占据了整个长安城的东北角，成为当时长安乃至全国的政治中心。于是，大量的官人、贵族、宦官和禁军将领纷纷抢占东北角这块住宅地。比如说白居易，他没钱的时候住在城西，居住环境很差，交往也没有多少高人，等到他成为拾遗官之后，就在新昌坊买了宅第。新昌坊最有名的地方是青龙寺，也就是空海留学的地方。青龙寺地势较高，现在如果骑自行车或者坐车经过会发现要上一个坡。宿白先生讲隋唐考古的时候说，唐朝长安城有六个高坡，因为是龙兴之地，一定要镇住，就在这六个高坡上修造了官府、寺庙和皇宫。其中一个高坡，就是用青龙寺来镇的。新昌坊除青龙寺可供游玩以外，坊内还有竹林、流水，而且南面就是乐游原和曲江池，因此成为文人官僚游玩的聚集区，实际上也是整个长安城的游览区。唐朝有很多诗讲到乐游原、曲江池，比如刘沧的《及第后宴曲江》：
及第新春选胜游，杏园初宴曲江头。
紫毫粉壁题仙籍，柳色箫声拂御楼。
霁景露光明远岸，晚空山翠坠芳洲。
归时不省花间醉，绮陌香车似水流。
关于行的时尚，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内容是贵族狩猎。像今天欧洲贵族喜欢去阿尔卑斯山滑雪冒险一样，唐朝长安的贵族也有类似的风尚。唐朝的贵族崇尚什么活动呢？就是狩猎。贵族狩猎追求刺激，往往带一种猎豹。业师张广达先生对唐朝的猎豹有过专门研究。这种猎豹叫奇塔豹，是北非阿拉伯沙漠里的一种猫科动物。它是短距离内跑得最快的陆地动物，但是缺乏耐力。唐朝长安的猎豹由胡人进贡，因为身上有斑点，在史书里面又叫文豹。唐朝的禁苑在长安城北，距离皇宫较远，猎豹因为没有耐力，去打猎时要驮在背后，到了狩猎区才放下来。猎豹爪子很尖，为了防止抓伤马，往往要在马背上铺上小毯。除了猎豹，贵族打猎还带猞猁。猞猁没有猎豹跑得快，但是可以爬高，也是贵族的打猎利器。在金乡县主墓曾出土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这表明唐朝也有女性带着猞猁或者猎豹去打猎的情形，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金乡县主墓出土的
彩绘骑马带猎豹狩猎男俑
金乡县主墓出土的
彩绘骑马带猞猁狩猎女俑
图片来源书籍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顾问，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唐史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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